會議記錄、領導批示算不算
印花稅調整如何啟動，在哪個層級的會議上討論，參會者是誰，最后結果怎么做出，誰投了贊成票，誰投了反對票———對于重大決策過程，政府信息公開條例沒有要求必須主動公開。但條例研究者認為，如果公民個人或組織想了解進一步的情況，完全可以向財政部提出公開申請。
然而，對于涉及公民權利的敏感信息，重大決策過程因不屬法定必須主動公開的范疇，即便提出申請，這些信息能否公開、公開到何種程度，仍是未知數(shù)。“對于重大公共決策，過程的公開比結果的公開更重要。”北京大學教授姜明安參與了信息公開條例的制定。據(jù)他介紹，美國有行政機關會議公開法，專門規(guī)范行政機關的“開會”。行政機關的會議以公開為原則，一些可能涉及保密內(nèi)容的會議是否公開，需由機構成員投票表決確定。不公開的會議必須制作會議記錄，保證對公眾開放其中可以公開的部分。
廣州是最早確立政府信息公開制度的城市。南方周末記者了解到，2003年廣州市信息公開規(guī)定實施以來，確曾有公民向政府提出申請，要求公開市政府某次常務會議的會議記錄。相關負責人則答復記者，會議記錄的公開，須經(jīng)過相關領導批準，一般只對申請人公開與其利益相關的部分，其他部分不予公開。
而可能對行政決策造成影響的“領導批示”，在他們看來，屬于行政機關日常運作的內(nèi)部信息，不屬于須公開信息的范疇。
對于正在審議的重大公共決策、正在發(fā)展中的突發(fā)公共事件，多位政府工作人員都表示，其間的信息發(fā)布很難掌握。
廣州市信息化辦公室電子政務與信息資源處長宋彥敏說，在媒體相對發(fā)達的廣州，很多信息常常是政府來不及發(fā)布媒體就公開了。另外，重大疫情的公布，因其需要醫(yī)學上的診析和確認，面臨“及時”和“準確”的矛盾。廣州是2003年SARS暴發(fā)的發(fā)源地。
衛(wèi)生部一位官員亦有同感：“每個事件特點不一樣，定一個統(tǒng)一的規(guī)矩，真不是一個簡單的事情。哪些信息公開可能造成恐慌，我一下子也舉不出例子。”在這位官員看來，信息公開是一把“雙刃劍”，“不是只有好處沒有壞處，要放在整個事件處理的全程中考慮它的影響。”如果在情況不明下公開，有可能導致的結果是：“連醫(yī)生都不知怎么辦，你告訴老百姓，他們怎么辦？”人事、財務：最隱秘部分能否公開
除了決策過程，中國行政運行最為隱秘和模糊的部分，應屬“錢”和“人”。在條例規(guī)定的必須重點公開的內(nèi)容中，就有三項與“錢”密切相關：財政預算、決算報告；行政事業(yè)性收費的項目、依據(jù)、標準；政府集中采購項目的目錄、標準及實施情況。
每年“兩會”，各級政府給人大作的預算報告是公開的，但具體的預算文本并不發(fā)給代表，有的只給代表團長掌握，代表只能借看。
有關專家曾呼吁，政府預算“大本”應向公眾徹底公開。姜明安也批評，現(xiàn)在公開的政府財務收支信息，太過粗略，“具體到差旅費多少，每筆都應該算清楚”。
在陽光法案發(fā)源地瑞典，政府每筆公務招待都上網(wǎng)公布，細致到每頓吃幾道菜、每道菜的菜名、就餐地點，對此感興趣的公民都可以隨時查到。
這樣的公開程度對于龐大的中國行政系統(tǒng)來說，確實難以想象。廣州市法制辦的有關人士告訴南方周末記者，在2002年制定規(guī)定之初，他們也想過細化，“那樣做太難了。”對于預算外的收支、中央政府的轉移支付，姜明安認為媒體和民眾應該重點關注。在管理使用中，這兩個方面的錢更易成糊涂賬。
另一個敏感區(qū)就是“人事”。
現(xiàn)任昆明市市委書記仇和曾在一方主政時，要求各部門領導公開手機號碼，此事曾引起爭議。目前，政府網(wǎng)站公開領導簡歷、分管領域、辦公電話等已比較普遍。而民眾關心的領導人薪酬、人事任免中不同候選人比選的過程、人事調動原因，都難以得到答案。
據(jù)南方周末記者了解，一些地方政府曾接到要求公開相關部門領導收入的申請，但他們傾向將此作為內(nèi)部信息不予公開。
有學者提出官員財產(chǎn)申報法應至少列入立法五年計劃，單靠政府信息公開條例，很難形成強大的法律依據(jù)。
在目前的政治體制下，人事任免的過程、理由公開，則有賴于黨務的深度公開。因為黨的組織系統(tǒng)負責對干部的考察、遴選，政府機關通常只是接受組織上的任命。如果這一環(huán)節(jié)難以突破，要求政府公開任免比選過程，也屬強求。
姜明安認為，目前黨內(nèi)工作人員享受公務員的待遇，各級黨委和黨的部門也應參照政府信息公開條例進行信息公開。歷史信息何時解密
1960年代餓死多少人？
參與條例制定的姜明安本人就對中國1960年代非正常死亡的人數(shù)非常想知道。據(jù)悉，學術界曾召開相關會議研討歷史信息的解密問題。據(jù)姜明安介紹，世界上民主國家對于國家秘密的解密期，最長也沒有超過30年。姜明安認為，事隔四十余年，類似信息應該解密。“毛澤東時代的信息現(xiàn)在應該公開。”姜說，沒有絕對的國家秘密，某些具有敏感性的事項，經(jīng)過時間的推移，可能喪失其敏感性，就應該適時公開。
部分人對條例實施效果的期待，冀望于對過往政府信息的披露。耶魯大學中國法研究中心主任蒲杰夫告訴南方周末記者，一旦條例正式施行，中國歷史上一些政治運動諸如“文革”中的信息也會逐步公開，可以讓更多的人了解歷史真相，事件中所涉人士得到公正的評價和補償。
可能有人會感到失望。據(jù)南方周末記者了解，1990年代及之前的信息，限于人力等原因，多數(shù)政府機關未作清理和公開，仍將其作為檔案材料管理。目前，各級政府機關對政府信息公開目錄的制定，多數(shù)也只限于近2001年以來的信息。國家秘密、社會穩(wěn)定如何把握
雖然條例以公開為原則，但三類信息是法定例外：涉及國家秘密、商業(yè)秘密、個人隱私。此外，條例第八條還給了行政機關極大的自由裁量權：“行政機關公開政府信息，不得危及國家安全、公共安全、經(jīng)濟安全和社會穩(wěn)定。”在條例剛出臺時，關于“例外”的規(guī)定就成了頭上的烏云，有人擔心它們會遮擋整部條例帶來的陽光。
多位政府信息公開法律研究者稱，國家秘密、商業(yè)秘密和個人隱私很難用剛性的標準，應留由日后法院通過個案裁判厘定。
現(xiàn)在，處級以上官員就具有設密的權力。
處級以下處室和官員往往都在行使設密的權力。王錫鋅說，立法本身給行政部門留下很大的裁量空間。
另一方面，學者們也呼吁盡快改善中國國家秘密“定密易，解密難”的現(xiàn)狀。據(jù)南方周末記者了解，曾出現(xiàn)行政機關為了規(guī)避公開，在民眾申請公開后迅速把有關信息轉移至檔案局。上海市新修訂的《上海市政府信息公開規(guī)定》在這方面有了突破，規(guī)定明確要求過去在行政機關保存的公開信息，移交檔案館之后要及時向社會公開。
信息例外中的“危及社會穩(wěn)定”，是行政機關規(guī)避公開的最大保護傘，也是條例實施效果或遭削弱的最大危險。幾位接受采訪的政府信息公開事務負責人向南方周末記者表示，社會穩(wěn)定很難判定，也非政務公開部門所能敲定。
一位參與起草條例的學者透露，這里的危及社會穩(wěn)定主要是怕社會上炒得太厲害。
一位法科學生告訴南方周末記者，他最想知道的信息就是，每年未被批準的示威游行數(shù)量和理由是什么，被中國限制入境的人員和限入原因是什么。
這些涉及公民自由、基本權利，國防、外交等領域的信息，外界以往難以獲得，不知道條例的施行能否打破這種局面。
